上海解放战争：最惨烈城市攻坚战，粟裕不发一炮只为上海完整解放

1949年5月，解放军战士在渡江结束后，又乘势发起了宁沪杭作战，在连续一个多月的作战过程中，我军顺利完成了既定的目标，并歼灭了43万国民党部队，但解放军也因此伤亡了6万多人，尤其是在作战最为激烈的上海战役中，我军伤亡人数就高达3万之众，占到了整个宁沪杭作战的一半以上。我军在解放上海的过程中遇到了怎样的困难，为何会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本期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场惨烈战役背后的故事。

解放上海之前的准备

1949年4月随着毛主席和朱老总《向全国进军》命令的发布，陈列于长江北岸的第二和第三野战军发起了轰轰烈烈的渡江战役，随后战士们一举攻克南京，杭州等地，兵锋直指国民党经济中心上海。当时我军已经切断了浙赣线和钱塘江大桥，将汤恩伯和白崇禧的部队完全分割开来，而国民党的部队也在解放军的强烈攻势之下纷纷向南逃窜，但此时的蒋介石却命令汤恩伯聚拢残部固守于上海地区，企图进行最后的抵抗。

浩浩荡荡的渡江战役

按理来说，此时的上海基本上已经被解放军团团围困，即使国民党部队有着海上逃跑路线，但随着解放军包围圈的逐渐缩小，其也难免会成为瓮中之鳖，那这样的部署又有着何种的缘由，这其实是蒋介石的在上海所进行的赌战。一方面，当时蒋介石在淮海战役时期就已经进行了退台部署，并逐步安排自己的后路，但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就是要把存放在上海的277.5万两黄金、1520万银元和1537万美钞全部运走，以作为日后苦撑待变的经济资本，而只有暂时守住上海才能为自己撤退和运输物资争取时间。

解放军占领南京总统府

第二方面是蒋介石所抱有的错误的国际观瞻。上海是远东的金融中心，也是外国势力在中国的最大利益所在，而且在当时的上海还驻扎着大量的外国侨民，蒋介石希望借助解放军战士将上海的水搅浑，以便能够让列强出兵干涉，将两党之党之间的问题进一步扩大为国际问题，从而挽回自己在大陆的不利局势。

为了实现自己防守上海的计划，蒋介石不顾自己下野的尴尬现实，亲自乘船到上海召见国民党团级以上的干部，并下达死命令，要求部队必须坚守6个月以上，除此之外，他还不断的巡视各处防线，部署守备任务。上海从1937年失陷之后，日本就开始不断地加固防御攻势，构筑了众多的碉堡和永久工事，在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部队接手上海，又在原有的基础上加强了工事防守。

正在训话的蒋介石

特别是在1949年1月的时候，当时蒋介石预感态势的不利，命令上海加紧赶工修建阵地，并且在上海建造了外围阵地、主阵地、市区核心阵地3道防御工事，其外围的钢筋水泥碉堡就达到了4000多座，而其碉堡周围的铁丝网、地雷场等一系列的防御设备也是十分的齐全，在上海市区中心的三十座高楼大厦，也被国民党守军布置上了火力点。

当时负责防守上海的国民党部队有20多万人，由黄埔系将领汤恩伯率领，汤恩伯是蒋介石的绝对嫡系，对蒋介石的命令一贯盲目的执行，当时汤恩伯的恩师陈仪在认清局势之后，决定劝说汤恩伯起义，汤恩伯表面上不动声色，但背地里却蒋消息透漏给了蒋介石，导致陈仪被抓捕，虽然汤恩伯口口声声说自己有苦衷，但从此事来看，想要劝服汤恩伯起义几乎不可能，而上海战役也会相当的难打。

国民党将领汤恩伯

面对国民党军在上海的负隅顽抗和上海本身的复杂局势，总前委制定了尽量将敌军调至外围，避免出现市区大打局面的原则。针对总前委的要求，前线指挥的粟裕大将制定了三种作战方案，第一种方案是要对上海进行长期的围困，这样的好处是可以避免上海的城区遭到破坏，同时可以减少解放军的伤亡，但上海是一座拥有500多万人的大城市，其粮食和生活物资基本上都要依靠外部的补给，上海一旦陷入围困，那上海的无数市民必然会遭殃。

上海的国民党守军

第二种方案则是从敌人防守薄弱的苏州河地区发起袭击，这样的好处是利于速战速决，减少部队伤亡，但却不可避免的会在上海市区爆发大的战斗。而第三种方案则是从上海的两翼发起进攻，暂时不打市区，而攻打防守严密的吴淞地区，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旦我军攻下吴淞，那上海守军的撤退之路就会被切断，从而动摇城内守军的信心，这样既可以达到解放上海，聚歼敌军的目的，又能够避免在市区作战，但吴淞地区是敌人兵力最多的地区，这样硬碰硬的方式，必然会让解放军付出巨大的代价。

前线指挥的粟裕大将

在5月2日，粟裕将军将自己的三套方案汇报了中央军委，为了保护城市和民众的财产安全，我军最终选择了第三种作战方案，在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复后，5月10日，陈粟正式下达了淞沪作战的命令，整个战役计划预计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5月12日进攻吴淞口，截断黄浦江，让驻守在该地的国民党军成为瓮中之鳖，第二个阶段，则是从上海市区发起进攻，继而解放整个上海。

渡江总前委

在作战之前，为了进一步贯彻中央不要武打要文打，尽量保护城市和民众的方针，陈毅和邓小平还对所有排级以上的干部介绍了最后一次作战要求，并多次强调此番攻打上海和接受上海不同于以往的战斗，在攻打市区之时，要以轻武器为主，不能使用大炮和炸药，在会议上，陈毅元帅还十分形象的讲述了此次战斗的方式，他把攻打上海比喻成在瓷器店里打老鼠，最好的办法就是将老鼠引到城外然后打死，而不能打烂上海。与此同时，为了避免帝国主义的干涉，第二野战军部队位于浙赣线防守，作为战略预备队，进攻的部队则主要以第三野战军为主，在一切部署完毕之后，轰轰烈烈的上海战役也是就此打响。

陈毅元帅

艰难的外围攻坚战

1949年5月12日，第三野战军部队向上海发起进攻，第10兵团向浦西外围进发，第9兵团则向浦东外围进发，双方共同钳制于吴淞地区。在第10兵团作战的外围场所，战斗爆发最激烈的地方是浦西的月浦、杨行地区，驻守在该地的国民党军是第52军和54军，这两支部队是上海防守部队中少数未遭歼灭，战斗力较强的部队，他们依托着坚固的防守攻势，在海空军火力的支援下固守反击。

上海解放战役地图

当时我军在多次重大战役胜利之后出现了一些轻敌情绪，很多基层干部认为，只要我军奋勇冲击，敌人就算有再坚固的堡垒，肯定也会一触即溃，而在这样的情绪之下，部队出现了一些不该有的伤亡。在5月12日的凌晨，十兵团的一个前卫营在未经充分侦查的情况下，误入了敌人月浦阵地的一个字母碉堡防线，狡猾的敌人在该营进入火力线之后，突然以密集的交叉攻势封锁了前卫营的前后路，在敌人的疯狂扫射之下，我军战士猝不及防，伤亡惨重。

国民党的防守工事

当时长江下游地区正值梅雨季节，道路泥泞湿滑，很多国军所部署的攻势都无法辨认，在月浦、杨行的外围地区，国民党部队设置了大量阴毒的雷场，并在其中附加了刀阵、铁丝网，人如果进去一旦踏进去就很难活着出来，除此之外，国军还在庄稼地、坟场、土堆中，隐藏了大量的陷阱，敌人的毒辣设置给我军部队造成了大量的伤亡，很多解放军战士都惨死在了敌人的枪口之下。

谨慎前进的我军士兵

由于我军在战斗初期准备不足，思想上又存在轻敌的情绪，导致前期在浦西的进展并不十分顺利，而且当时三野的部队并不习惯使用四野的三三制战斗编制，更多的是以连营为单位进行冲锋，但这样的野战冲锋战法无法攻克敌人的坚固堡垒攻势，反而造成了严重的伤亡。面对这样的局势，第十兵团也是及时改变了战术，先用火力覆盖阵地，然后在通过小群动作，集中力量来清除碉堡，与此同时，为了弥补部队的损失，我军又调来了98师和99师，来协助主攻部队进行作战，在一番调整之下，我军的攻坚行动也是大大加快，至19日攻占了杨行和刘行的国际电台，22日月浦的守敌伤亡过半，月浦地区也被成功攻破。

炮火连天的战场

与第十兵团相比，负责攻打浦东地区的第九兵团则相对比较顺利，但在敌军集中的高桥镇地区依旧爆发了惨烈的大战。高桥镇是浦东较大的集镇，也是敌人海上退路的咽喉。敌军约有一个师的兵力踞守在这里，成为浦东防线的核心阵地。敌人在高桥镇地区构筑了星罗棋布的堡垒群，利用高楼组织了两层瞰射火力，并与地面地堡群的低近交叉火力互相配合，组成层层交错的立体火网，加上敌人在海空方面的配合，其防守极为的严密。

国民党的严密防御

为了防守高桥镇，汤恩伯亲临前线鼓舞士气，并对士兵明码标价，有功者予以记功、晋级以及金钱奖赏，但作战不利者则要予以军法判处，擅离职守者直接就地解决，并实行了极为残忍的纵横连坐法，一人逃亡则祸及全班，希图通过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迫使士兵固守防线。

面对坚固的地势和严阵以待的敌人，高桥镇的战斗势必十分的激烈，5月19日，负责主攻的第92师行进到了高桥镇外围阵地，经过一个晚上的休整后，担任主要攻坚任务的275团向既定目标发起了进攻，次日拂晓时分，我军成功的攻破了敌人的铁丝网阵地，并占领了敌人的多座堡垒，前期的行进速度较为顺利。

汤恩伯审阅部队

但在当月的21日，战场局势发生了严重转变，敌人兵分多路，在飞机、坦克的多重掩护之下，向我军正面阵地发起了进攻，与此同时第272团和277团所防守的侧面阵地也受到了敌人多股部队的反击，在中午时分，坚守在最前沿阵地的275团5连战士已经伤亡惨重，而负责支援的4连士兵也受到了敌人火炮的拦截，虽然战士们奋勇冲击，但始终难以撕开敌人的缺口，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战斗中，4连的战士就被打光了，其连长董升和指导员王福兰相继牺牲，在迫于无奈之下，5连战士只能撤出防守阵地，在战斗结束之后，整个5连百十来人最后只剩下了11人。

发起冲锋的解放军

从22日拂晓到黄昏之时，敌人再次向92师阵地投下了大量的炮弹和炸弹，其步兵在坦克的掩护之下向解放军阵地发起了多轮进攻，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92师多处阵地被攻破，到23日，我军的局势已经进入到了最危险的阶段，敌人集中了5个团的兵力，向最正面的275团发起了轮番反扑，团指挥部也暴露在了敌人的枪口之下，在如此危机的时刻，我军增援部队终于赶到，成功的挽救了团指挥所。

我军炮兵部队

在当日下午时分，解放军第31军的重炮部队赶到，随后战士们果断架设炮弹，向敌人的军舰发起了猛攻，在一番激战过后，敌人的十余军舰被击沉7艘，其剩余部队也是争相逃到海外，至此，我军终于在高桥外围地区站稳了脚跟，并封锁了高桥以东地区的海面，将国民党残军压缩在了吴淞口两侧，并为之后占领市区创造了有利条件。

进行休整的将士

在经过10天的外围攻坚战后，我军歼灭国民党部队2万多人，并占领了敌人的外围阵地和部分的主阵地，当时我军的原有计划是在清扫外围阵地之后，共同夹击吴淞的敌军，但现实情况却发生了转变，从两翼发起进攻，地域过于狭窄，根本不利于部队展开，我军想要取得预定目标，需要一点点的进行摧毁，而敌人却可以集中力量坚守，面对这种局势，擅长随即应变的粟裕大将立即进行了战术调整，并提出先攻市区再攻吴淞的建议，这一主张最终得到了中央军委的同意，在一系列的调整之下，我军最终定于23日发起向上海市区的总攻。

进行战术研讨的粟裕大将

上海最后的一道阻碍

1949年5月23日夜，驻守在上海郊区的第三野战军打响了上海攻坚战的最后一战，十余万解放军战士涌入了上海市区，到24日我军已经占领除高桥以外的全部浦东地区，浦西则进至到虹桥和龙华，到24日晚，我军由沪南地区攻入市区，并于次日的清晨占领了苏州河以南地区。

当时负责指挥的国民党将领汤恩伯眼见大势已去，将自己所率领的5万余残部全部撤退到了舟山群岛，在行动之前，他命令第51军军长、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代理指挥残余国民党部队，在敌人的全线崩溃之下，我军成功占领了苏州河以南的主要街区，此时敌人固守在上海的部队只有苏州河以北的部分残军。

涉水而过的解放军

但就在我军即将全部解放上海之际，却在苏州河受到了敌人的绝命阻击。苏州河横贯于整个上海市区，其河宽达到了30米，河上共有十几座桥。当时，国民党军在北岸凭借百老汇大厦、上海邮政总局大楼等高层建筑，部署了密集强大的交叉火力，在各桥桥头、路口都筑有坚固的碉堡，并配以坦克和装甲巡逻车。

解放时的苏州河地区

面对敌人如此布置，我军势必会遭遇敌人居高临下的凶猛火力攻势，而我军在攻打市区之前，就有着极为明确的要求，绝对不能使用火炮和炸药，在没有掩护的情况下，冲锋的战士们显然将要遭遇极大的困境。在白桥、四川路桥等处，一批又一批冲锋战士倒下了。79师打头阵的一个班14名战士尚未冲到白渡桥中央，就全部中弹牺牲。最先突破长江天险的赫赫有名的“渡江第一船”的12名战士也壮烈牺牲。在苏州河与敌人对峙数小时后，由于久攻不破，焦急的情绪开始在27军扩散开来。大家被敌人的疯狂和凶残激怒，强烈要求军长聂凤智允许部队使用炮火攻击。

伤亡颇重的解放军战士

随后，聂凤智在前线指挥阵地召开会议，商讨对策。大家认为，从实际情况看，如果不使用炮火，夺下桥头的确十分困难；但一旦开炮，对岸密集的建筑都将化为灰烬。选择看似简单：要么开炮，要么不开。但是，越简单的事情，就越容易陷入复杂的境地。为了统一思想，聂凤智决定召开军党委紧急会议。在会议上，同志们进行了反复的讨论，但始终难有结论，随后军长聂凤智站了出来，表达了他的看法。

聂凤智将军

如今我们讨论的焦点，不在于战士重要还是说楼房重要，我们要考虑的第一位问题，是苏州河以北百万的人民群众，如果我们打了炮会伤亡多少人，会死多少人民群众，我和大家一样，爱惜将士们的生命，大家也和我一样，爱惜上海人民的生命，爱战士和爱人民，本质上是一样的，但作为人民军队的指挥员，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最先考虑的必须是人民群众的安危。聂军长的话让在场的人都颇为的感触，并当即决定坚持中央不使用重武器的主张。

上海的市民

但部队的艰难也是客观存在的，为了解决这个两难的问题，部队经过讨论最终决定从两个方面解决这个难题，一从军事方面，改变原有的战术手段，留一部分的主力在苏州河正面进行佯攻，另一部分主力则从侧翼发动进攻，在天黑之后过河，切断敌人的后路，第二则从政治劝降方面，加紧与中共上海地下党取得联系，发动政治攻势来瓦解敌人，争取让他们放下武器，保全城市和人民的安全。

刘昌义起义油画

在我军两条策略的推行之下，战场局势也是出现了显著改变，负责进攻桥头的部队放缓了冲锋的步伐，转而进行掩护侧翼的行动，这让我军的伤亡人数极具下降，而我军采取的政治劝降攻势，更是直接取得了奇效，并一举奠定了最后的胜利。在汤恩伯从战场撤退之后，51军军长刘昌义就成为了战场总指挥，当时上海的地下党员通过各种关系联系到了刘昌义，并对他进行了不断地劝服，刘昌义本身和民革有关系，而对于战场的局势他也看的一清二楚，自己已经成为了瓮中之鳖，解放军占领上海也只是时间问题。而在多方考虑之后，刘昌义也是坚定了起义的决心。

上海人民欢迎解放军入城

随后他来到27军指挥所，与军长聂凤智等人共同讨论起义和接收的具体事项，对于我方的条件，刘昌义完全同意，随后，他于26凌晨在苏州河以北地区，带领着其所属的4万多人全部投诚了解放军。当时国名党37军和市区的交警总队等部分残余的人员拒绝放下武器，并在外白渡桥一带继续负隅顽抗，但这支也很快就被解放军所消灭。在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境获得了解放，这座当时最大的城市也终于回到了国家手中。

胜利之师的仁义之举

在此次战斗中，我军虽然有着极为严格的要求，但英勇的解放军战士却克服了重重困难，仅用16天的时间就攻下了这座国民党重兵把守的远东金融中心，在战斗结束之后，为了不引起上海市民的恐慌，我军还颁布了极为严格的纪律，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不准进入民房，

5月28日的早上，上海的天空正下着蒙蒙细雨，33岁的民族资本家荣毅仁走上街头，他被眼前看到的一幕惊住了。只见街道两旁的屋檐下，湿漉漉的马路上，一排排解放军抱着枪，和衣而卧。胜利之师的仁义之举，令荣毅仁先生感动不已，他不无感慨的说道：“国民党再也回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