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宁邓石如的后人，两弹元勋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是一代美学宗师

怀宁邓石如的后人，两弹元勋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是一代美学宗师

图为邓以蛰。他和宗白华、朱光潜都是美学家，都出自安徽。民国文林有“南宗北邓”之称。

身材修长的邓以蛰教授，在清华园哲学系中，与金岳霖先生交往甚密，他浓厚的中国儒家学者气质中透着一些西洋风度，在金岳霖看来，“叔存是朋友中最雅的”。这个雅，是魏晋风度中的“雅人深致”，传承了中国文人的传统，而又有了“西洋风度”。中西结合，成为美学宗师邓以蛰的精神底色，也是生于晚清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特色。

1892年，邓以蛰出生于怀宁邓家故居铁砚山房，他是著名书法家邓石如的五世孙，少年时代在家乡读私塾。由于家学的熏染，他少年饱读诗文，工山水画，他以后成长为美学宗师，仿佛是水到渠成。邓以蛰少年时代，就强烈地感受到从大洋彼岸吹来的西风。就像蒋梦麟的“西潮”一书的名字一样，西风浩荡，从中国沿海沿江逆流而上，西学影响深远。1907年，邓以蛰东渡日本，入弘文学院及早稻田大学攻读，在此期间，和陈独秀交往，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的启蒙。1917年，邓以蛰去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一直读到研究生院，专攻哲学与美学。1923年，因母亲病逝，中断研究生学业，乘船赶回家乡。

邓家儿女。前排右一位邓稼先。

美国归来之后，邓以蛰先后任北京大学、厦门大学教授，从1929年至1952年，担任清华大学教授。值得一提的是：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邓以蛰、宗白华二先生各自驰名于北方与南方文坛，故时人有“南宗北邓”之称。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邓、宗二先生相继来到北京大学，与朱光潜先生一同执教，为北大三位著名美学教授。这三位美学宗师，都是安徽人，邓以蛰和宗白华都是安庆人，朱光潜是桐城人。

邓以蛰在清华大学任教时，住在丰盛胡同北沟沿甲12号。这是一座大门朝西的四合院平房，剥落的漆柱表明这里不是权贵之家，房子并不考究，但院子很宽敞。前院有一棵古老的龙爪槐，它给院子带来安静与闲逸的气氛。后院有一棵丁香。槐树的绿荫清凉和丁香的静雅芬芳，很符合邓以蛰的审美趣味。后院正中的房间，是邓以蛰的书房。

由于邓石如留下的名人传世之作甚多，书房和客厅里挂的字画经常换。仅有的例外是，正堂上方，悬挂着“松风水月”四个大字，一直没有更换过。这四个字，是明末崇祯皇帝的御笔，是邓氏家族的传家宝。邓以蛰珍视这幅作品，并不仅仅因为这是皇帝的手笔，而是这四个字和他的精神境界相吻合。“松风水月”，可以看出美学宗师邓以蛰的性情，功名利禄都是过往浮云，而恬淡自适是他的人生哲学。

邓以蛰在清华大学长期教授中国美术史，他对中国绘画提出了完整而系统的美学理论，在中国现代美学的发展上，具有独特的贡献。它包含一个自成系统的结构，即形—体—意；生动—神—意境。这是他对中国绘画历史发展的理论概括。

前排邓以蛰夫妇。后立者长女邓仲先（中）、次女邓茂先、长子邓稼先。

从1929年至1937年，邓以蛰的美学理论都形成于清华期间，这也是他人生中最富有创造力的时期，他和清华大学的教授们交往甚密，经常在文化沙龙上谈艺术，论哲学。

每个周六，金岳霖家的“湖南客厅”就成为清华大学教授们的聚集地，他们常常从林徽因家的“太太客厅”刚散开，又到了老金的“星期六碰头会”。张奚若杨静仁夫妇、陶孟和沈性仁夫妇、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都是成双成对地参加“星期六碰头会”，而邓以蛰是旧式婚姻，习惯独来独往，“原因是他家仍然维持了男女分别活动的原则”。金岳霖以西餐或湖南菜招待“星期六碰头会”的客人，往往聚餐之后，先讲一会和政治有关的话题，随后就是艺术“频道”。“火炉一砌，老朋友的画就挂上了”，这里说的画就是邓以蛰带来的。金岳霖说：“邓先生不只是欣赏美术而已，而且是美术家。他的字写的好，特别是篆体字。”

卢沟桥的炮声打破了邓以蛰的书斋生活，他是爱国的知识分子，亲身经历了清朝的腐败，军阀混战、列强欺凌瓜分中国的岁月，特别是八年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在日寇铁骑蹂躏下，那种刻骨铭心的痛苦，让他永难忘记。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北平沦陷，北大、清华、南开三所高校，迁到长沙，组建临时大学。邓以蛰本想赴长沙，但由于肺病，身体虚弱，没有随校南下。

失去了大学教职，邓以蛰一家靠积蓄过清贫的日子，夫人在自家小院，开辟了一块菜地，自己动手种菜。邓以蛰的一位朋友在伪政府谋了一个差事，领着伪政府发的薪水。有一天，这位朋友突然胳膊夹着伪政府的公文包到家里来了。一贯温文尔雅的邓以蛰觉得味道不对，交谈了两三句之后，勃然大怒，严厉质问这位朋友是干什么来的，那人羞愧满面，支支吾吾，不知如何应对。邓以蛰大声呵斥他：“你给我出去！”这一声断喝，把正在书房看书的邓稼先兄弟惊呆了。不是为了民族大义，邓以蛰绝对不会和朋友突然翻脸。

像邓以蛰一样留在北平，度日如年，苦待变局，迎来抗战胜利、山河重光者，还有俞平伯。他们在沦陷下的北平，仍然挺直腰杆做人，可谓知识分子的民族尊严。

邓以蛰在抗战时期，生活一贫如洗，但他非常珍爱先祖邓石如的书画原作，即使无钱医治吐血症，全家忍饥挨饿，也舍不得将珍藏的书画卖掉。新中国成立后，邓以蛰将先祖邓石如的书画珍品，全部捐献给国家。故宫博物院曾举办“邓石如先生诞生二百二十周年纪念展览”，展出邓以蛰捐出的珍品。

作为美学家，邓以蛰参与了清华大学艺术研究室的创建，更重要的是，他曾参与新中国国徽的设计。

1947年12月，梁思成与陈梦家、邓以蛰联名致信梅贻琦校长，题为“设立艺术史研究室计划书”，建议清华大学设立艺术史系及研究室。很快这个建议通过教授会的审批，设立“艺术史研究室”，增进学生对艺术的欣赏，有关学系商设选修课程。

1949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在《人民日报》等全国各大报纸刊登公开征求新中国的国旗、国徽图案和国歌词谱启事，清华大学师生都纷纷参加国旗和国徽图案的设计。

林徽因与莫宗江合作的国徽图案。

在初次应征的九百余幅国徽图案中，清华营建系教授林徽因与莫宗江合作的国徽图案，因具有强烈的中华民族的特色而得到几位中央领导的赞赏，要求设计者吸取大家的意见，把该图案改进设计成新图案。林、莫经过约一个月的探索，并请清华大学中国美术史教授邓以蛰、工艺美术史教授王逊、雕塑教授高庄及梁思成一同研究讨论，几经改进图案，终于在1949年10月23日完成这幅国徽图案的设计，送全国政协。

1952年，邓以蛰任教北大，住北大校园内的朗润园一百五十九号平房宿舍。从此，燕园未名湖畔，多了一位老人的身影，他常常以欣悦的眼光，看湖畔的翠柳新绿，夏荷初绽。博雅塔下，未名湖畔，老人沉思，或者散步的剪影，留存在北大学子的记忆中。邓以蛰有时去颐和园漫步，坐在昆明湖畔沉思凝想，感受大自然的魅力，领悟哲学的真谛，大自然的美赋予他灵感，为他构建美学理论提供审美经验，大自然的美也印证他的美学理论。

林徽因墓

1955年，邓以蛰的好友林徽因逝世，邓以蛰和金岳霖题写挽联：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美学家和哲学家珠联璧合送别风华绝代的林徽因，其中的美感与诗意，伤感与遗憾，尽在这短短的14字中。

一代人离开，一代人成长。邓稼先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研究所工作，邓稼先感到非常欣慰。邓稼先走上国防科学岗位后，长期生活在遥远大漠的实验基地，不能看望邓以蛰。邓稼先在《回忆父亲邓以蛰》文中说：“母亲病危，正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双亲才知道我的工作。当我赶到母亲身边时，母亲已经不能言语，就在我紧握她的手时，老人停止了呼吸。我多年不在父亲身边，1973年父亲病危，我正回北京汇报工作，才能看望老人。当时父亲癌细胞全身扩散，非常痛苦，但为了不让我挂念，能专心投入工作，父亲强忍病痛，尽力在我面前保持安详欣慰的神态。”

邓以蛰

晚辈成就乾坤，父辈瞑目以息。1973年5月2日，大美学家邓以蛰向儿子投去最后一瞥，告别人间。

金岳霖送别老友，撰写挽联：

露霜葭苍，宛在澄波千顷水；

屋深月满，依稀薜荔百年人。

这副挽联中有水有月，雅致情深，这和松风水月非常相似。一代美学大师驾鹤西行，一定不会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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