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天下的思想在先秦典籍屡见不鲜，汉代之后为何没有人提？

公天下的思想在先秦典籍屡见不鲜，汉代之后为何没有人提？

在先秦典籍中，公天下的思想并不少见。例如，《礼记·礼运》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吕氏春秋·孟春纪第一·贵公》中说，“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逸周书·卷九·殷祝解》：“天下非一家之有也，唯有道者之有也。”《六韬·文韬·文师》：“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者，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列子·杨朱篇》：“公天下之身， 公天下之物。”

孔子

天下不是君王一个人或一个暴力集团的天下，而是天下人的天下。这一思想，在先秦的思想家那里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进入汉代以后，几代儒生吸收了部分法家学说，凭借尊君卑臣卑民，使得儒家学说成为帝国的意识形态，外儒内法的统治就此确立。但另一方面，儒家又想制约皇权，宣扬公天下的概念。但是，一边抬高皇权并为其赋予神圣性，一边又想约束皇权，并分享统治权，两者之间世纪存在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实际形成的后果是，皇权一家独大且肆无忌惮，自秦代以降的两千多年里，儒生们根本无法对皇权实现真正的制衡。而外儒内法的体制逐渐自我完善，到明清两代，皇帝权力之大达到了历史最高峰。

就先秦思想家们提倡的公天下原意来说，天下是所有民众共同的天下，而不是君主一个人的天下。进入汉代以后，公天下的思想被扭曲，从王室内部来看，“公天下 ”体 现 为 皇 帝 的 权 力 并 非 一 人 所 有 ，而是 为 王 室 即 刘 家 所 共 有 。名义上的公天下，在现实中变成了家天下，皇帝给暴力集团内部的成员分配了血酬之后，皇位世袭，使得天下成了其一家一姓之天下。

黄宗羲

而秦代以降的历朝历代所实施的郡县制，更有利于中央集权，便于皇帝大权独揽。因为秦制之下，所有官员都是皇帝的奴才，竞相向皇帝争宠以获取权力和利益。一旦皇帝更迭，新一轮的争宠即告开始。无论官员之间如何争宠，皇帝皆可随心所欲，坐山观虎斗且坐收渔人之利。而秦制之下的所有民众，都是皇帝的奴隶，仅此而已。相对而言，秦代之前的封建制，权力结构与此有着根本的区别。周天子之下，有列国的诸侯，诸侯有对周天子效忠的义务。但是，诸侯之下的贵族，则只需要对诸侯效忠，而不需要对周天子效忠——即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

从世界各国的现代转型来说，封建制的国家更容易过渡到民主制。拿欧洲国家来说，一些君主也想建立王权独大的政府并有所尝试，例如，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名言是“朕即国家”。 但是，这些君主王权独大的程度远远不能和秦代以降的历朝历代相比。欧洲君主们想让贵族多纳税，贵族尚且可以不服从，甚至兴兵对抗。而中国的秦制之下，君主不仅可以任意征税（有时激发暴乱），而且对于臣民拥有生杀大权，夺取财产就更不在话下。

因此，汉代所谓的公天下不仅有名无实，而且儒家和皇权的结合更促进了家天下的稳固和成熟。在此情况之下，重申公天下的声音寥寥无几，直到17世纪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这里，先秦思想们关于公天下的思想才得以复兴。黄宗羲重申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反对天下是帝王之私产。到清末，梁启超、孙文等人都曾经以公天下为思想武器，批判沿袭两千多年的君主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