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一个被骂了几百年的昏君，他的苦衷与谁诉

宋徽宗，一个被骂了几百年的昏君，他的苦衷与谁诉

说起宋徽宗，我们都知道那是个有名的昏君，因为他只顾享乐，不理朝政，才发生了靖康之变，都城汴梁被金兵攻占，北宋因此亡了国。但是宋徽宗的昏君形象，更多源于儒家对他的道德评价。古代中国的史书大多是儒家士大夫写的，他们在写作史书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目的，那就是对历史人物进行道德评价，从中提炼经验和教训。宋徽宗在儒家那里，很不幸地被归入道德上的负面典型。《宋史》中对宋徽宗做了一个盖棺定论的评价，说宋徽宗什么事都做得好，就是不能做皇帝。正是受到这种负面评价的影响，小说《水浒传》中也把宋徽宗描写成一个被奸臣围绕的昏君，这极大地影响了我们对于宋徽宗的认识。

想要深入了解宋徽宗就要跳出了儒家的道德评价，回归历史的真实情境，站在宋徽宗的身旁，去发现他身上那些被忽视的历史事实。从一些史料中你会发现宋徽宗为了担负起皇帝的职责，其实付出了一定的努力，但历史有时很荒诞，恰恰是他的这些努力，导致他与儒家士大夫产生了矛盾。他试图终结北宋中期以来的党争，他想要借艺术和宗教去巩固权力、开创盛世，这些举措并不能获得儒家士大夫的认可。至于靖康之变的历史责任，本该由宋徽宗和儒家士大夫共同分担，但宋徽宗的那一部分责任却被严重夸大了，以至于在宋徽宗身后，儒家的史书还要将他描绘成一个无可救药的昏君。所以，很多的历史人物，需要剥开儒家道德评价的壳，看到被这层壳包裹起来的真实历史。当这层壳被剥开的时候，我们会不由得感叹，真实的历史原来如此鲜活。

下面为大家徐徐展开宋徽宗一生的画卷，重点为大家展现宋徽宗究竟怎样得罪了儒家士大夫，这又怎样影响了历史对他的评价，具体说就是三个方面，这一期我们具体来说第一方面：

一、宋徽宗想要终结北宋的党争，这为什么会和儒家士大夫产生矛盾？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宋徽宗刚登上皇位，就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新党和旧党之间的党争。说起新党和旧党的党争，这就要从王安石变法说起了。公元1069年，宋徽宗的父亲宋神宗和王安石联手发动了一场变法，当时参与王安石变法的官员被称作“新党”，反对变法的官员就被称作“旧党”。这场变法在客观上扰乱了北宋的政治生态。在王安石变法以前，虽然也有政治斗争，但斗争中有一条共识，那就是不管哪一派上台，都不能搞打击报复，要容忍反对派的批评。王安石却破坏了这个规矩，新法出台以后，司马光等人表示反对，王安石就在宋神宗的支持下，把反对派统统赶出京城。这种行为打破了先前的共识，从此，新党和旧党之间的党争就成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在当时，这种党争已经影响到了政府的正常运作。宋徽宗决心终结新旧两党的党争，他的想法是在两党之间搞平衡，建立一个联合政府。他在即位以后的第二年，把年号改为“建中靖国”，意思是在两党中保持中立，联合两党，恢复国家的安定团结。宋徽宗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当时有一位名叫曾布的大臣，建议宋徽宗同时任用新旧两党的大臣，对两党的意见都要听取，选取其中的最佳意见。这个建议与宋徽宗不谋而合，于是宋徽宗就重用了曾布，让他去联合新旧两党。事情看上去很美好，不过事态的发展很快就超出了宋徽宗的预期。旧党根本不愿和新党和平共处，又对新党发动了攻击。

宋徽宗被旧党弄得不胜其烦，意识到联合政府的想法并不现实。而且，旧党和新党之间有一个显著的区别：旧党比较看重道德，喜欢说一些大话、空话，新党却比较看重具体的行政事务；旧党喜欢批评皇帝，新党却相对比较听皇帝的话。旧党和新党之间的这种区别背后有着很深的背景。旧党的家族大多在乡村拥有大片土地，属于既得利益集团，而新党依靠王安石变法的机会才得以上位，属于政治新秀。

宋徽宗看来，新党更懂行政事务，又更听话，旧党却经常给他添乱，那与其费尽力气维持新旧两党的平衡，不如干脆排斥旧党，重用新党，这样自己不是省心得多吗？于是，他改变了策略。这有两个标志，首先是更改年号。刚才说到，宋徽宗使用的第一个年号叫建中靖国，这个年号其实只用了一年，随后就改成了“崇宁”。这个年号是有讲究的，宋神宗的年号是“熙宁”，崇宁的意思就是推崇宋神宗的政策。换句话说，就是推崇王安石的新法。

接下来宋徽宗任用新党人蔡京当宰相，蔡京给我们的印象并不好，《水浒传》里的蔡京，那可是奸臣的代表。其实，真实的蔡京要比这复杂得多，他在行政管理方面很有才能，尤其擅长理财。刚刚当上宰相，他就着手改善国家财政，在浙江杭州和福建明州地区设置了市舶司，对贸易船只收取关税。他还重新丈量了土地，并收取土地税。蔡京担任宰相的第二年，宋朝政府就消灭了财政赤字。同时，蔡京还建立了一套社会福利制度，比如他建立了“居养院”，收留60岁以上无人赡养的老人，以及孤儿、残疾人等等；他还建立了“安济坊”，专门治疗没钱看病的人。说白了，就是福利院加免费医疗，这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

在宋徽宗的支持下，蔡京长期担任宰相，他一直压制旧党的势力，维持着政局的稳定。宋徽宗在位一共26年，在这26年里，党争比神宗、哲宗两朝要消停得多，国家财政收入也有所增加，穷人也获得了一定的福利。

蔡京为国家创收的同时，也加重了既得利益者的负担。比如他重新丈量土地，得罪的当然主要是乡间的大地主，因为他们平时经常瞒报土地，逃避税收。总之，宋徽宗终结了党争，创造了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付出的代价是他得罪了一大批旧党官员。旧党虽然在当时遭到了打击，但他们并没有彻底失败，因为他们还拥有一个思想武器，叫作“理学”，理学在基本立场上和旧党的政治主张是一致的，都强调道德，反对变法。理学在当时的代表人物是程颢、程颐兄弟，合称“二程”，程朱理学里的“程”说的就是这兄弟俩。

理学是旧党的思想武器，所以宋徽宗在位期间，一直崇尚王安石的思想，压制理学的发展，但在南宋以后，朱熹等人大力传播理学，理学在士大夫中的影响越来越大，甚至渗透进了科举考试。终于，在南宋第六位皇帝也就是宋理宗在位时期，理学获得皇帝的承认，被认定为儒学的正统。到了元朝，理学又成为科举考试的指定内容。理学翻身以后，所有的官方史书就都笼罩在理学的价值观之下了。《宋史》写于元朝，里面专门设了一个《奸臣列传》，把蔡京和前面提到的曾布都列了进去。《宋史》还把宋徽宗也写成一个无可救药的昏君，给他的评语是：宋徽宗什么事都做得好，就是不会做皇帝。于是，宋徽宗就这样被钉在耻辱柱上，永世不得翻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