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42度酒_水浒传酒42度480ml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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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42度水浒价格

从两庆书屋藏瓷看明末清初瓷器上的《水浒传》

彭 晋

两庆书屋藏有一件青花人物纹观音瓶（图 1），瓶撇口，短颈，溜肩鼓腹，腹下部渐收敛，近足处外撇，浅圈足，器底书有“大明嘉靖年制”六字三行楷书仿款。器型端庄挺拔，胎质坚细，釉质莹润。通体青花装饰，颈部绘折枝竹纹，腹部通景绘画人物故事纹装饰，整器构图疏朗有致，青花色泽浓淡相宜，人物描绘栩栩如生，呼之欲出。根据其器型、紧皮亮釉以及人物顶天立地的画法等特征可以判断其为康熙时期景德镇窑产品。上海博物馆藏有一例清康熙青花人物故事图观音瓶，造型以及人物的画法与其皆甚相似，可资比较。（图 2）

▲ 图1 清康熙 青花“鲁智深倒拔垂杨柳”图观音瓶 高：27cm 两庆书屋藏

▲ 图2 清康熙 青花人物故事图观音瓶 上海博物馆藏

该观音瓶腹部通景绘画的是“鲁智深倒拔垂杨柳”场景（图 3），典出《水浒传》第七回《花和尚倒拔垂杨柳 豹子头误入白虎堂》。描绘鲁智深在东京大相国寺看菜园子期间，在降服众“泼皮”后被宴请，席间因嫌“墙角边绿杨树上新添一老鸦巢，每天直聒到晚”，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的场景，图中鲁智深上身坦露，双手向下紧抓树干，身子倒斜，杨柳树根系微露，行将拔出。周围观者四人，两两相对，似有所语，无不异之。画面隙地点缀山石草木，远处东京大相国寺云雾缭绕。清代康熙时期，以《水浒传》题材绘画装饰瓷器颇为流行，关于此，晚清寂园叟于《匋雅》中曾有评述：“康熙朝，画手佳矣。然客货所画类皆《水浒》、《西厢》之故实为多。似此荒率野趣之笔，更不易觏也。” （注 1）所谓客货，即是指景德镇民窑生产的瓷器。

▲ 图3 两庆书屋藏清康熙青花“鲁智深倒拔垂杨柳”图观音瓶上的鲁智深形象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图 4），全书描写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位好汉在梁山起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朝廷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其最早蓝本见于宋人《宣和遗事》，元代施耐庵在整理流传于民间的水浒故事、话本及戏曲的基础上，将相关故事和人物再塑造创作。元末明初时，罗贯中依据施氏之作，重为编次，方写定今本《水浒传》之第一祖本。（注 2）

明代中叶以后，以往受到鄙视的经商活动得到社会的肯定和重视，印刷业迅猛发展。《水浒传》这一脍炙人口的作品无疑拥有广泛的读者基础，而嘉靖年间的郭勋(1475-1542年)将罗本再重加润饰改编，又加入《征辽》一节，共成百回，故事情节的丰富极大地促进了《水浒传》的风靡。明代学者胡应麟(1551 -1602年)《少室山房笔丛》中曾记 “今世人耽嗜《水浒传》，至缙绅文士亦间有好之者”、“嘉隆间一巨公案头无他书，仅左置《南华经》，右置《水浒传》各一部”（注 3）巨大的市场需求促进了书坊的生产，一时“《水浒》一书，坊间梓者纷纷”。据马蹄疾《水浒书录》不完全统计，明代从嘉靖至崇祯的123年里，《水浒传》刊印竟达到31次之多。（注 4）

▲ 图4 明施耐庵撰、李贽评《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书影，明末容与堂刊本

明末清初时期，景德镇的瓷器生产随着官窑的停烧，步入了崭新阶段。江南地区资本主义萌芽的诞生以及海禁的开放，对于财富的追求开始成为景德镇瓷器生产的主要目的。为了更好地迎合市场，此时广泛刊行的《水浒传》书籍版画插图为景德镇的窑工们提供了极佳的绘画粉本。

瓷绘上的《水浒传》人物题材图案，较早可见于吉林大学考古艺术博物馆藏明万历青花“柴进簪花入禁院”图盘，该盘中的图案与万历末年的杨定见序本《忠义水浒全传》中“柴进簪花入禁院”版画比较接近。（图 5）值得注意的是，瓷盘图案中屏风上的“宋江”两字已被挖去，而木刻版画中表现的是正在挖的场景，两者的表现形式虽并不完全相同，但均反映了同一时代出现的图像主题。（注 5）本文所述的清康熙青花“鲁智深倒拔垂杨柳”图观音瓶堪称同题材佳例，瓷器上的图案与《精镌合刻三国水浒全传英雄谱》明末雄飞馆刊本中的“花和尚倒拔垂杨柳”版画插图两相对比，如出一辙，显然是参考了版画中的插图。（图 6）另有荷兰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藏清康熙五彩“武松打虎”图胆瓶，对比可知，其装饰图案亦是以《水浒传》中的版画插图为粉本进行创作的（图 7）。

▲ 图5 明万历青花“柴进簪花入禁院”图盘与万历末年的杨定见序本《忠义水浒全传》中版画对比

▲ 图6 康熙青花“鲁智深倒拔垂杨柳”图观音瓶与《精镌合刻三国水浒全传英雄谱》明末雄飞馆刊本中版画对比。

▲ 图7 清康熙五彩“武松打虎”图胆瓶与明末宝翰楼刊本《批评忠义水浒全传》中的版画插图对比。

考察存世公私典藏的《水浒传》人物题材瓷器，如上文所举的以《水浒传》版画插图为粉本绘画的故事场景图案并不多见，往往是以单人或多人组合形象出现。如嘉德四季第45期拍出的明崇祯青花水浒人物故事图筒瓶（图 8）、大英博物馆藏清康熙五彩水浒“三十六天罡”好汉图盘（图 9）、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康熙五彩水浒人物图盘（图 10）等，此类器物图案中所绘人物皆标注出姓名，颇具特色。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当是受到了明代画家杜堇绘《水浒全图》（水浒人物全图）（图 11）以及陈洪绶(1599-1652年)所绘《水浒叶子》的影响。相对于《水浒传》小说中的版画插图而言，后者更适合景德镇的窑工们用于瓷器上通景画的绘制和自由组合创造。

▲ 图8 明崇祯 青花《水浒传》人物故事图筒瓶 嘉德四季第45期

▲ 图9 清康熙 五彩《水浒传》“三十六天罡”好汉图盘 大英博物馆藏

▲ 图10 清康熙 五彩水浒人物图盘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 图11 明代杜堇绘（传）《水浒全图》书影 光绪广东臧修堂刊本

明代后期，仕宦阶级多耽于享乐，“叶子戏”风靡一时。“叶子”是古代用于饮酒行令的“酒牌”，牌面上绘有绘画及酒令，饮酒时抽牌按图意而饮，其绘画多取自当时流行的戏曲、小说。因《水浒传》而兴起“水浒叶子”受到世人的广泛喜爱，由明代画家陈洪绶绘画的《水浒叶子》享誉当时，广为流传。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陈洪绶绘《水浒叶子》清刻本，收录水浒人物图40幅（一套“水浒叶子戏”牌为40张叶子），其中母夜叉孙二娘像旁书“愳（惧）内者饮”，青面兽杨志像旁书“貌美者饮”，颇有酒外之趣（图 12）。关于“水浒叶子戏”的盛行状况，明人陆容（1436-1494年）《菽园杂记》（卷14）曾有记述：“斗（水浒）叶子之戏，吾昆城上自士夫，下至僮竖皆能之。予游昆庠八年，独不解此，人以拙嗤之。”（注 6）另有清初吴伟业（1609-1672年）《绥寇纪略》中载“万历末年，民间好叶子戏，图赵宋时山东群盗姓名于牌而斗之，至崇祯时大盛。”

▲ 图12 陈洪绶绘《水浒叶子》清刻本中的“孙二娘”、“杨志”像

▲ 图13 嘉德四季第58期清康熙青花“公孙胜”图盘（左）、陈洪绶绘《水浒叶子》清刻本中的“公孙胜”（右）

在明末清初动荡的时代，加之统治阶级对“尚武精神”的推崇，景德镇的窑工们选择流行一时的《水浒传》题材图案装饰瓷器，极大地迎合了国内外的市场。按照清末学者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中对明末清初“刀马人图”瓷器的划分：“绘战争故事者，谓之刀马人，无论明清瓷品，皆极为西人所嗜。至挂刀骑马而非战争者亦准于刀马人之列也。”（注 7）此时瓷绘上频繁出现的《水浒传》人物题材图案，无疑属于外国人喜爱的“刀马人图”题材范畴。

▲ 图14 清康熙 五彩水浒人物图盘 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藏

▲ 图15 明崇祯 青花《水浒传》之“呼延灼战扈三娘”人物故事图莲子罐 中国嘉德第59期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水浒传》的“诲盗”作用和功能，其在流传过程中曾数次受到统治阶层的贬斥和禁毁。统治阶级的打压，必然对瓷器绘画产生影响。最早见于史料记载的《水浒传》禁毁事件发生于明末崇祯年间，时任刑科左给事中左懋第认为李青山等人啸聚山林，竖旗闹事是受到了《水浒传》启发，其于崇祯十五年四月十六日请奏崇祯皇帝下旨禁售、焚毁《水浒传》及刻板，凡售卖以宋江等人物为画的纸牌者一并治罪。同年六月该意见被崇祯皇帝采纳并下旨颁布天下：“降丁各归里甲，勿令仍有占聚，着地方官设法清察本内，严禁《（水）浒传》，勒石清地，俱如议饬行，钦此。”（注 8）然而此时正是大明王朝灭亡的前一年，各地起义风起云涌，朝廷并无能力真正实施禁令，故而影响较小。

至雍正、乾隆时期，统治阶级对民众的思想控制更加严酷，由于人物画易于表现不同的象征意义和政治倾向，加之乾隆皇帝于乾隆十八年七月二十九日再次下令“将（《水浒传》）原版尽行烧毁。如有私自留存者，一经查出，联惟该管大臣是问。”（注 9）以致瓷绘上的装饰图案多转向于花鸟、山水画之类。

总而言之，瓷器上的水浒传人物图案随着明代中晚期《水浒传》小说及“水浒叶子戏”的流行而滥觞于明代晚期，在康熙时期风靡一时，产品畅销国内外，为中西文化交流起到积极作用。再到雍正、乾隆年间因统治阶级对《水浒传》的禁毁而鲜见于瓷绘。瓷器上流行的装饰纹样的转变反映了时代风貌的革新，正如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中的评述：“瓷虽小道，而于国运世变亦隐隐相关焉。”（注 10）

注 释：

1、寂园叟撰，杜斌校注《匋雅》上卷，第42页。

2、郑振铎：《〈水浒传〉的演化》，《小说月报》20卷9期，1929年。后收入其论文集《中国文学研究》（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145页。

3、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437页。

4、马蹄疾：《水浒书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5、彭善国：《一件柴进簪花入禁苑纹青花盘》，《收藏家》，2015年9月刊。

6、温庆新：《“语-图”视域下陈洪绶<水浒叶子>的创作旨趣与塑图艺术》，《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09期。

7、10、许之衡著、杜斌校《饮流斋说瓷》，《中华书局》，2012年。

8、9、陈卫星：《明清时期<水浒传>禁毁情况考论》，《第四届中国古籍数字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五洲传播出版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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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立言博士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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