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西斯主义的启蒙：日本战犯近卫文麿的悲惨童年

时间：2024-10-20 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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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主义的启蒙：日本战犯近卫文麿的悲惨童年

近卫文麿，1891年10月12日作为公爵近卫笃麿的长子出生于东京。近卫家作为五摄家[1]之首，是当之无愧的贵族。追溯近卫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藤原基实，他于镰仓初期创建了近卫家。所以从血缘上说，近卫家是中臣镰足的后代，是日本最为显赫的血脉之一。作为第二十九代当主的长子，近卫文麿自然作为掌上明珠而备受呵护。

近卫的母亲衍子由于生产时的创伤引起细菌感染，在小近卫出生之后不久就离开人世。其父近卫笃麿娶了衍子的妹妹贞子，并生下来三男一女，分别是武子、秀麿、直麿和忠麿。小近卫不知道贞子并不是他的亲生母亲。直到中学时代，近卫见到了衍子的墓碑才知道事情的真相[2]。知道真相的小近卫受到很大刺激，认为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假的。

近卫文麿的祖父忠房早逝，童年一直由其曾祖父近卫忠熙照顾。近卫忠熙作为幕末重要政治人物，与孝明天皇有鱼水之情的大臣，曾一度被认作尊皇攘夷党的首领。[3]后以王政复古为目的，致力于公武合体运动。近卫忠熙精通书法、汉学、琵琶、笙以及茶道，可谓多才多艺，对于近卫文麿的性格养成有很大影响。[4]他于1898年逝世，近卫文麿时年8岁。

曾祖父的离去对于小近卫是个不小的打击，但他想不到的是，他的父亲也将在4年后离开他身边。近卫笃麿对于文麿可谓喜爱有加。在近卫笃麿的日记中，文麿经常出现，里面记录了笃麿为文麿上小学的事奔波，文麿在入学后同友人前往八王子市以及文麿成绩波动等一系列事[5]。充分表达了近卫笃麿对于文麿的喜爱与期望。近卫笃麿在文麿12岁时离世，这对文麿来说不仅是丧父之痛，还有生活环境变化带来的影响。

父亲死后，家道中落。据近卫文麿回忆：“由于父亲的政治资金大都是借来的，所以父亲去世时家里并不富裕。父亲在时，家中每日门庭若市，我作为父亲的孩子也被尊敬对待。但是父亲死后，家中门可罗雀，不复往日盛况。更有甚者，那些往日受父亲关照的人前来索要金钱，没钱就用书画相抵，三番四次方才作罢。”[6]这种世态炎凉，人心冷暖无疑给小近卫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他自己也说，这些事让自己不知不觉间产生了反社会的心理。[7]我认为，这种悲惨的童年经历对近卫日后极端思想的形成也是有一定影响。

这一时期，尽管近卫悲惨的童年对其日后极端思想的形成有一定影响，但对近卫影响更大的是其曾祖父的天皇主义思想以及其父笃麿的亚细亚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

近卫忠熙以王政复古为目的，致力于公武合体运动，一生都在为天皇奋斗。近卫文麿也是忠实的天皇主义者，这主要体现在战争末期为保全天皇制度所做的努力。1945年2月14日，近卫上奏天皇，将满洲事变、支那事变乃至后来的大东亚战争的责任归咎于军部内一意孤行的谋划。[8]之后要求天皇以保留天皇制度为条件寻求和谈。在与麦克阿瑟的交涉中表示“军阀与极端的军国主义者对和平的破坏造成日本今天的局面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以皇室为中心的封建势力和财阀在这一过程中对军阀起到了抑制作用。[9]”乃至最后，近卫决定自杀以维护天皇。“我被问罪的理由无非是日中战争，作为政治家我的责任是轻微的，主要是统帅权的问题，这就变成了陛下的责任，所以我不能站在法庭上被审判。[10]”能够为天皇献上自己的生命，其天皇主义思想可见一斑。

近卫笃麿建立了东亚同文会，并在此提出“东亚保全论”和“亚洲一体论”奠定了“亚细亚主义”的理论基础。1898年一月,他在《太阳》杂志上发表《同人种同盟及支那问题研究之必要》，上面写道：“东洋之前途，终不免为人种竞争之舞台。纵令施一时之外交政略，而生出如何之态度，亦一时之变态耳。最后之命运，存乎黄白两人种之竞争。此竞争之下，支那人、日本人皆已为白种人置于仇敌之地位矣。[11]”这表明其“东亚保全论”是建立在“人种竞争论”的基础上，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但是这一“人种竞争论”实质上是侵略主义的保护外衣，其目的是为了帮助日本达到瓜分中国，最终建立大东亚秩序。他死后,他的这一侵略思想由其子近卫文麿继承,并发展为“亚洲解放论”和“大东亚共存共荣论”。[12]另如1940年4月26日，日本近卫内阁制定了《基本国策纲要》，规定日本的基本国策是：“建立以皇国为中心，以日、满、华为基干的大东亚新秩序。近卫将“日中提携”作为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中心环节，是继承其父笃麿的思想脉络和日本“大陆主义”的传统的基础上,根据世界情形和日中关系的变化,及长年形成的中国观而确立起来的一整套关于实现对中国殖民占领的方策[13]。由上可以看出，近卫文麿与近卫笃麿的侵略思想一脉相承，近卫文麿深受其父“亚洲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